楚人的特殊习俗

信息来源:黄冈政府网 时间:2014-12-16

  《晏子春秋•内篇•问上》说:“古者,百里而异习,千里而殊俗。”楚人立乎东西南北之中,介乎华夏与蛮夷之间,他们的习俗与华夏和蛮夷都有同有异。


  一、尚赤,尚东,尚左


  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,火神的嫡嗣,由此形成了特殊的风尚。

  日中有火,火为赤色,所以楚俗尚赤。《墨子•公孟篇》说:“昔者,楚庄王鲜冠组缨,绛衣博袍,以治其国,其国治。”其中“绛衣“就是赤色的衣服。建筑和器物也以赤为贵,如《国语•楚语上》记伍举说,灵王所筑的章华台有“彤楼”之美,韦昭注云:“彤,喂丹楹。”

  楚人尚赤之风,相沿不衰。江陵的马山1号楚墓,相对年代是战国中期,出土了大量衣衾,图案繁缛,色彩鲜丽,而以赤为主色。各地楚墓出土的漆器,黑底朱彩,绝少例外。淮阳的楚车马坑,相对年代是战国晚期,从中发现了多面战旗,全是火红色的。

  《孔子家语•问礼篇》说:“坐者南向,死者北首,皆从其初也。”说的是周人的习俗。在周人的墓葬中所见的尸骨,通例为头北脚南。而楚人不然,《新序》卷一所记楚人接待秦使的场面是这样的:“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,陈于西门之内。为东面之坛一,为南面之坛四,为西面之坛一。秦使者至,昭奚恤曰:“君客也,请就上位东面。令尹子西南面,太宗子敖次之,叶公子高次之,司马子反次之,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。”所谓“上位东面”,就是坐西面东的尊位。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,这是由于日出东方,尊者自应面日而坐。

  楚国公族的墓葬,头向从东。墓向与头向一致,也从东。其中肯能有双重的意蕴:一则,作为日神的远裔,应朝向日出的东方;二则,作为火神的嫡嗣,同样应朝向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。需要说明的是,火神所居的东方不是楚地的东方,而是中原的东方——即高辛氏的旧居。上述双重的意蕴合面为一,就是《礼记•檀弓篇》所记得“狐死正丘首”。后来屈原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表达得更加生动真切,他在《九章•哀郢》中写道:“鸟飞反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。“

  古人讲方位的上下,除了东、西、南、北之分,还有左右之分。周俗尚右,楚俗尚左,彼此适得其反。

  《左传•恒公八年》记随国的季梁说:“楚人上左。”实际情况的确如此。楚国的职官,左司马、右司马,以左司马为上;左尹、右尹,以左尹为上;还有左领和右领,左史和右史,也应是以左为上。楚国的三军,中军是主力,其余左军、右军,以左军为上。楚王的亲军分为左广、右广,原定各管半天,从邲之战起,以左广为先。


  二、念祖,爱国,忠君


  念祖之情,爱国之心,忠君之忱,是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,然而楚人尤为突出,达到了翕然成风的程度,这是由楚人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。

  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,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记计。楚人在穷乡僻中顽强地求发展,时间之长以数百年计。由此,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。历来对楚人的评价,褒贬不一,褒之者曰“尚武”,贬之者曰“好战“或“喜斗”。从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,就成为楚人好战喜斗的物证了。说楚人尚武,这是正确的。康王元年,有皋舟之战,楚师不利。三年,有湛阪之战,楚师败绩。到五年,康王急不可耐,派人对令尹子庚说:“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,死不从礼。不谷即位,于今五年,师徒不出,人其以不谷为自逸,而忘先君之业矣。大夫图之,其若之何?”康王要子庚出兵是否正确不妨置之勿论,可注意的是“主社稷而不出师,死不从礼”,这样的礼法是诸夏闻所未闻的,它表明楚人确实有尚武的传统。试想,在列国交争的时代里,不尚武,楚人何以图生存?不尚武,楚国何以求发展?尚武的传统,正表现了楚人奋发的民族精神。

  楚国的统帅,如有覆军之败,往往会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。虽贵为公子王孙,位至令尹、司马,也很少有诿过和偷生的。武王命其子屈瑕征伐罗国,败绩,屈瑕自缢。城濮之战,楚国属县申、息之师损失惨重,成王派人对令尹子玉说:“大夫若入,其若申、息之老何?”子玉随即自缢于方城之外。司马子西也引咎自缢,不料绳断人坠,正巧,成王所派的赦使到达,才免于一死。康王时,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,整军而还,在途中伏剑而死,临终之际,不忘国事,嘱咐司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垣。

  平民的爱国义行,也感人至深。吴师入郢,昭王逃到随国。楚人“相率而为致勇之寇,皆方命,奋臂而为之斗。当此之时,无将,卒以行列之,各致其死,却吴兵,复楚地。”有个叫屠羊说的商人,一路侍奉昭王。事平之后,昭王要给他高官厚赏,他辞谢了,还是去做他的屠羊生意。这是楚人保家、卫国、护王的自发行动,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天然流露。


  三、崇巫


  周代的任何民族以至任何部落,无不有巫。诸夏之中,虞人、夏人、殷人的遗族巫风较周人为盛。至于楚人,则巫风更盛。这只要看巫在各国的地位,就可以明白的。

  巫,神通有大有小,地位有高有低。他们要有不同于常人的秉赋和教养,这就是观谢父对楚昭王说的:“民之精爽不携贰者,而又能齐肃衷正,其智能上下比义,其圣能光远宣朗,其明能光照之,其聪能听彻之,如是则明神降之,在男曰觋,在女曰巫。”楚国的小巫以女性居多,大巫则全是男性。

  巫在楚国地位之崇高,由“王孙圉论楚宝”可见一斑。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,赵简子问他:楚国把一块叫做“白珩”的玉佩当做国宝,有多少代了?王孙圉说楚国从来不把白珩当做国宝,楚国真正的国宝有三样,第一是观谢父,第二是左史倚相,第三是一片叫做“云连徒洲”的广野。观谢父是当时楚国至高无上的大巫,他被奉为国宝,可见巫在楚国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了。昭王不明了天地之事,要请教观谢父;不明了祭祀之事,又得向观谢父请教。观谢父向昭王指出,祭祀的作用是“昭孝息民,抚国家,安百姓”。观谢父“能作训辞,以行事于诸侯”,可见他的地位已在卜尹之上。

  楚国的公族子弟,也有身为大巫的。如曾任申公的屈巫,字灵,灵是巫的别陈。在庄王、共王之世,申公是最大的一位县公,地位与司马相近。

  楚国的巫往往就是医。相传,“巫彭作医,巫咸作筮。”巫彭和巫咸正是楚人崇奉的两位神巫,可连称为“彭、咸”,见于屈原所作的赋。孔子曾说:“南人有言曰‘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!”南人,应即楚人。巫与医,一身而二任,所以可合称为巫医,他们必须有恒,无怪乎连身为北人的孔子也要称赞他们了。对楚人来说,巫不仅可以交鬼神,而且可以寄死生。由此,楚国民间的小巫一定是很多的。

  诸夏的巫,与楚国的巫相比,地位要低得多,可谓小巫见大巫。有个叫微的楚巫,跑到齐国去,由商欵引见给齐景公,对齐景公说:“公,明神主之,帝王之君也。公即位有七年矣,事未大济者,明神未至也。请致五帝以明君德。”齐景公被他说动了,对他“再拜稽首”。晏子入谏,规劝齐只公不可“弃贤而用巫”,并且建议“东楚巫而拘裔欵”。齐景公听从晏子,把楚巫微遣送到齐国的东部去,把裔欵拘禁起来了。楚巫微弄巧成拙的遭遇,表明诸夏不象楚人那样祟巫。

  楚人以“淫祀”著称。《白虎通•五祀篇》说:“非其所祭而祭之,名曰淫祀。淫祀无福。”

  这是后人的说法,不是楚人自己的看法。淫祀之风,盛行于民间。到灵王时,宫廷里也刮起了淫祀之风。《新论•言体篇》说:“昔楚灵王骄逸轻下,简贤务鬼,信巫祝之道,斋戒洁鲜,以祀上帝、礼群神,躬执羽绂,起舞坛前。吴人来攻,其国人告急,而灵王鼓舞自若,顾应之曰:‘寡人方祭上帝,乐明神,当蒙福佑焉,不敢赴救。’而吴兵遂至,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,甚可伤。”如此情节,无疑是添油加醋了。至少,“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”这个情节就是虚构的。所可信的是灵王在宫廷里搞起淫祀来了。昭王大概是吸取了灵王的教训,不搞淫祀了,病危时,有人说这是河伯作祟所致,建议他祭河伯,他不信,拒绝了。由此,孔子称赞说:“楚昭王知大道矣。”

  卜筮二者,楚人重卜轻筮,这与诸夏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,卜在楚国的应用范围比诸夏大,楚人对卜的信任程度比诸夏深,而且楚人行卜的方式与诸夏不尽一致。

  为了消解疑难,预测前途,楚人经常行卜。卜尹当然是社稷大事行卜的,此外,所有的巫都会行卜,甚至并非巫的楚人也能行卜。遇有战事,如果料敌不明,决策未定,那就非行卜不可。平时遇有难题,犹疑不决,也要行卜。卜的工具是龟甲,这无疑是向诸夏学来的。楚国的惯例,临战之际,“司马令龟”,即由司马在行卜之时,告巫以所卜之事。选官用枚卜,这是诸夏已罕用火不用而楚人还常用的占卜方式。《尚书•大禹谟》说:“枚卜功臣,惟言之从。”枚卜的枚,意思是枚举的枚一样。枚卜,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卜下去,直到得到吉兆为止,那个得吉兆的人就被选为官了。如惠王十一年出兵打陈国,选择统帅时太师与令尹意见不一致,于是举行枚卜,武城的县公公孙朝得到吉兆,就派公孙朝做统帅,果然大捷,把陈国灭掉了。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来分析,这是因为楚国兵力强,将才多,选择的出兵时机好,但在楚人看来,却是因为卜的灵验。

  生活在先秦时代的人,恐怕没有完全不信鬼神的。不过,他们对鬼神的态度旺旺因族而异。孔子曾说:“周人••••••事鬼神敬神而远之。”春秋时期的诸夏对鬼神的态度,大致就像孔子说的那样。楚人就不同了,他们的态度是事鬼敬神而近之。他们也怕鬼神,然而更爱鬼神。楚人以为鬼神通常是知情识理的,只要人们有足够的自信,就不必事事求教于鬼神。而且,鬼神的指示未必都正确,人们如果觉得欠妥,可以请他们重行考虑、另作指示。武王时,郧、随、绞、州、蓼诸国相约伐楚国,斗廉建议莫敖、屈瑕坐镇郊郢,他自请夜袭郧国。屈瑕要行卜,斗廉说:“卜以决疑,不疑何卜?”屈瑕听从斗廉,楚师战胜郧师,其他四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了。灵王未即位时,就有自立为王的意图,行卜的结果却是不吉,于是“投龟,诟天而呼曰:‘是区区者而不余畀,余必自取之。’”平王时,吴师来伐,令尹阳匄和司马子鱼引兵迎战。阳匄卜战不吉,子鱼以战时司马令龟为借口,要求改卜,改卜的结果得了吉兆。惠王时,枚卜新令尹,卜到于良时得到了吉兆,老令尹沈诸梁认为子良作令尹对惠王不利,他日改卜子国做了新令尹。

  楚人特别怕见到两头蛇,认为见到了这样的怪物就非死不可。楚人对蛇一向厌恶,对两头蛇尤感恐怖。相传,孙叔敖就是见过两头蛇的,但他竟能幸免于一死。《新序》卷一记:“孙叔敖为婴儿之时,出游见两头蛇,杀而埋之。归而泣,其母问其故,叔敖对曰:‘闻见两头之蛇者死,向者吾见之,恐去母而死也。’其母曰:‘蛇今安在?’曰:‘恐他人见,杀而埋之矣。’其母曰:‘吾闻有阴德者,天报以福,汝不死也。’及长,为楚令尹,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。”两头蛇极为罕见,对蛇无好感的楚人容易吧两头盘缠在一起的蛇误认为两头蛇。孙叔敖杀两头蛇的故事,可能是楚人编造的。至于“有阴德者,天报以福”,全不类春秋时楚人的口吻。然而,这个故事却生动地反映了楚人怕见怪蛇的迷信。

  楚人有种种禁忌。其中,一项突出的禁忌是不得射杀科雉,说是射杀科雉的人不出三月就要死掉。“科”借作“窠”,科雉即尚在窠中的雏雉。《说苑》卷四记:“楚庄王猎于云梦,射科雉得之,申公子倍攻而夺之,王将杀之,大夫谏曰:‘子倍自好也,争王雉必有说,王姑察之.’不出三月,子倍病而死.邲之战,楚大胜晋,归而赏功,申公子倍之弟请赏于王曰:‘人之有功也,赏于车下.’王曰:‘奚谓也?’对曰:‘臣之兄读故记曰: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,臣之兄争而得之,故夭死也.’王命发乎府而视之,于记果有焉,乃厚赏之。”庄王是否果真射杀科雉,以及申公子倍是否果真“劫而夺之”,这都无关紧要。即令这个故事纯属传说,也不全是无风之浪,因为楚人尊凤,也爱与凤近似的雉。杀大雉固然无妨,可取其尾羽作为舞蹈的道具,但杀雏雉就成为合情合理的禁忌了。


  四、知音


  楚人做起事来,往往迸发出炽热的情感,风风火火。庄王堪称一世之雄杰,相传也有这样的性格特征。文无畏奉庄王之命出使齐国,归途经过宋国,宋人以他不曾请求“假道”为借口,把他杀了。消息传到楚国,“庄王方削袂,闻之,曰;‘嘻!’投袂而起,•••••“当即走出宫外。侍者慌忙追去,在庭院里才给他穿上鞋,在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剑,直到一个叫做“蒲疏”的闹市才使他登上车。当晚,庄王在城郊住下,随即兴师伐宋。这虽是夸张的描写,却也事出有因。

  汉代的楚地之人,据说还有这样的性格特征。太史公说:“西楚一带,“其俗剽轻,易发怒”。也有人说,楚俗“促急”,意思与“剽轻”相当。

  确实,楚人比较真率,容易激动。然而,假使把他们看成一伙莽莽撞撞的骄男悍女,那就失之千里了。楚人的性格,象他们的生活一样,多姿多彩。他们写下的历史,他们留下的文物,使身为后人的我们看到,他们不仅有筚路蓝缕的苦志,有刻意创新的巧慧,有发扬蹈厉的豪气,有谄神媚鬼的痴心,而且,他们有顾曲知音的才情。

  楚国的乐舞,借助于动的声和态,抒发了楚人的艺术情怀,显示了楚人的艺术素养。楚人的舞态已在长曳千年的流光中消失,无可描摹了。楚人的乐声却凝结在出土的乐器上,缭绕在文献的字里行间,至今恍若在耳。

  八音之中,楚人所爱以钟为最。尚钟之风,以楚为烈。诸夏以鼎为宝器——或称重器,九鼎是王权的象征。两国交战,胜者入败者的国都,往往要迁其重器。楚国就大不一样,它的重器与其说是鼎,不如说是钟。春秋晚期,楚王有“九龙之钟”。公元前506年,吴师入郢都,“烧高府之粟,破九龙之钟”。烧粟,是为了削弱楚国的经济实力;破钟,则象征着击碎楚国的王权。后来秦人入郢都,把所能找到的钟都搬走了。宋代苏轼悲其事,作《渚宫》诗,有句云:“秦兵西来取钟虡,故宫禾黍秋离离。”

  《左传•成公九年》记楚国有“泠人”世家出身的钟仪,泠人即伶人,是司乐之官。《左传•定公五年》记楚国有乐尹钟建,乐尹也是伶人。楚国的司乐之官,最初可能仿周制称伶人,后来改从楚制称乐尹。文献所记以乐为氏的楚人共三位,钟仪、钟建之外,另有一位钟子期。钟子期是否是乐尹无可考,但他却以知音见称,《吕氏春秋•本味篇》记:“伯牙鼓琴,钟子期听之,方鼓琴而志在泰山,钟子期曰:“善哉乎鼓琴!巍巍乎若泰山”。少时而志在流水。钟子期曰:“善哉鼓琴,洋洋乎若流水”钟子期死,伯牙摔琴绝弦,终身不复鼓琴,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。”据高诱注,伯牙也是楚人,伯是其姓,牙为其名。

  钟子期不仅善辩琴音,也善辩磬音,据《吕氏春秋•精通篇》所记,他能从磬音中听出击磬者的心情来。先秦以知音见称的,当推钟子期为最。钟子期知音,也可说是妙造化境的。

  楚国民间的乐舞多与巫风结缘,巫都是能歌善舞的。《吕氏春秋•侈乐篇》说:“宋之衰也,作为千钟。齐之衰也,作为大吕。楚之衰也,作为巫音。”所谓“巫音”,即巫的乐舞。这并不是说,巫音只在楚政衰败时才有;它说的是,在楚政衰败时,把村野的巫音引进到宫廷里了。在巫风不盛的诸夏看来,巫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。最早在宫廷里兴起巫音的楚王,大概就是那位亲自拿着羽绂,随着鼓点,翩然起舞的灵王。其实,灵王的错误不在于崇巫,而在子虐民。巫音被引进宫室,倒可以说明楚国的乐舞伎艺是相当出色的。

  楚国的县公经常要领兵打仗,钟仪身为郧公,自然也要去打仗。无奈他对乐理虽是内行,对兵法却是外行,一上阵就陷入重围,被郑人捉去献给晋国了。出乎意料的是,他操琴为楚曲,竟感动了晋国的君臣,晋国放他回楚国去,由此促成了晋楚两国的和议。晋与楚可谓勍敌,分别代表着北方和南方,但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伟大民族,疆土虽尚有此畛彼域之分,心灵却因有文化的血缘关系而得以相亲相近。今武汉市汉阳县境,汉水南岸有地名琴断口,故老相传,就是钟子期与伯牙相识的地方。今武汉市汉阳区内,龟山西麓有檐牙高啄的琴台,是后人为追念钟子期和伯牙和筑的。高山流水,知音佳话,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韵事了。


  五、层台累榭和长鬛细腰


  楚人的生活方式,如衣食住行、婚丧庆吊、佳节欢会以及对美的偏好和追求等等,限于资料的零散粗疏,我们虽不无所知,终未免有雾里看花之憾。下面介绍的,只是一些片段、一些线索。

  楚人来自诸中原,服饰和诸夏相近,是管带之民,与断发、文身、跣足的越人判然有别。在春秋时代的楚墓中,迄今未见衣衾和着装的木俑出土,以致我们对楚人服饰的细节无从详知。贵族大抵束发危冠,博袍广袖。冠制与诸夏有别,号为“南冠”。平民——尤其是楚蛮、杨越、淮夷出身的平民,就未必如此了。楚文王喜带獬冠,灵王穿过豹舄(鞋子),这些,或许只是上等的贵族才回去效法。平民的衣服,通常是麻织的。楚人所谓“畴”,专指种麻的田。麻织品的衣服,不能御严寒。庄王十七年冬,楚伐萧,申公巫臣报告庄王:“师人多寒。”庄王巡视三军,慰勉有加,“三军之士皆如挟纩。”可见,当时一般的士卒是穿不上丝绵袍的。康王五年东,楚伐郑,遇上冻雨,在楚师中打杂的役徒倒毙殆尽。役徒是下层的平民,麻织品做的衣裳也穿得单薄,所以成批的冻死。这时,多数士卒大概已有丝绵袍,否则也难免冻死。

  共王以前,楚国裁缝的手艺大概还不高。楚侵鲁,鲁献工匠三百人给楚以求和,其中有丝帛工和缝衣工各一百人。

  贵族所用的饰物,也与诸夏近似。下寺楚墓出土的玉饰,如壁、璜、瑷、玦、环、笄、簪等,是中原常见的,只有虎形饰和兔形饰比较特别。这些玉饰,质地较粗糙,纹饰较简单。那时楚国也有闻名于世的美玉,即和壁、白珩,但如同凤毛麟角。

  楚人的饮食嗜好,地域性的成分多,民族性的成分少。从《国语》的有关记载来看,鱼是楚人饭几上常见的食品。此外,有北方少见的果品橘和柚,水产芰(菱)、寒菹和萍实。楚地多鹿,鹿肉是楚人偶尔得以享用的上品。至于可称为珍馐的,一是熊掌,二是鼋(大鳖)。成王临终时,要求吃熊掌。庄王送鼋给郑君,郑人视之为“异味”,由此引出了“染指”的故事。

  春秋战国之际的当阳金家山9号楚墓出土了竹筷一双,其长短、粗细以及上方下圆的形制都与现代的竹筷无异,可见楚人早就有箸食的习惯了。

  这个时候楚人的建筑,至今无遗迹可寻,文献则语焉不详。尤其是民间的房屋,连一点资料都没有。至于宫殿,有明显南方风格的是台榭。台的特点是峻高,可以纵目远望;榭的特点主要是空灵,便于游目四顾。灵王筑章华台,就又大、又高、又精。章华台故址在今湖北潜江县境,是1984年发现的,附近有沟通汉水和长江的扬水。章华台落成之后,要收罗逃亡的奴仆去住在里面,可见其大。登章华台时,“三休,而乃至其上”,可见其高。灵王偕伍举登章华台,伍举说此台有“彤镂”之美,可见其精。章华台由层台累榭组成,它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大型的园林建筑群。现在南方的园林建筑群,或多或少仍有层台累榭的遗意。

  对于相貌和身材,楚人的审美意识与北方的诸夏是不大一样的,男子以威严精悍为美,女子以苗条纤柔为美。

  长鬛是美男的一个重要条件。灵王在筑章华台时接待鲁昭公,使长鬛者相礼。长鬛者,即后世所谓美髯公。平王时,楚人在战斗中夺得了吴王的乘舟——余皇,把它抬上岸,周围挖了深沟,派兵在附近守着。吴公子光派出长鬛者三人,在夜色掩护下摸到余皇的旁边潜伏下来。吴公子光连叫三声“余皇”,长鬛三人按事先的约定连答三声。楚国的守军听到了,涌上前杀那三个长鬛者。吴师乘机出击,打败了部伍失次的楚军,夺回了余皇。吴公子光派出长鬛者,是为了让他们冒充楚人,以便摸到余皇旁边去,可见楚人男子都有蓄须的习惯,须蓄得愈长愈好。

  楚俗以细腰为美,而灵王尤甚。《韩非子•二柄篇》说:“楚灵王好细腰,而国中多饿人。”后世以为灵王所好的都是细腰女子,诗人骚客争詠其事。如李商隐诗云“虚减宫厨为细腰”,杜牧诗云“楚腰纤细掌中轻”,汪遵诗云“贪向春风舞细腰”,不胜枚举,说的都是妙龄女郎,似乎男人是不讲求细腰的。

  其实不然。灵王所好的,主要是男子细腰。灵王好细腰的故事,除见于《韩非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新论》等书,所记的主要是男子细腰。如《墨子•兼爱中》说:“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(腰)。故灵王之臣,皆以一饭为节,肱息然后带,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,朝有黧黑之色。”同书《兼爱下》说:“昔荆灵王好小要,当灵王之身,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,固据而后兴,扶垣而后行。”这些细腰的“士”或“臣”,分明是男子。 又如《淮南子•主术训》说:“灵王好细腰,而民有杀食自饥也。”这些杀食自饥的民,无疑不限于女子。东汉以后,才误以为灵王所好的只是宫女细腰。

  男子若腰粗,自然显得魁梧。但真正的壮士,无论古今,都未必个个腰粗如熊。《水浒传》这样描写林冲活捉一丈青:林冲“轻舒猿臂,款扭狼腰,把一丈青只一拽,活挟过马来。”灵王所好的,大概就是腰细如狼的男子。

  楚俗是否也以女子细腰为美呢?是的。宫女求细腰,一般还不至于忍饥挨饿。朝臣求腰细,就难免要节食减肥了。灵王好宫女细腰,推而广之,及于朝臣,乃至卫士、仆竖,自然会令人因挨饿而暗自叫苦的。


责任编辑:秦梦

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