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侃对邾城的精辟之论

信息来源:黄冈政府网 时间:2014-12-16

  晋太始元年(265年),司马昭代魏称帝,建立西晋王朝。咸宁五年(279年),晋军二十万攻伐东吴。太康元年(280年),晋建威将军王戎率军顺江东进,吴牙门将孟泰为声势所慑,以蕲春、邾县降晋,晋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,寻阳落入晋手。至此,邾城归于西晋。

  西晋朝廷于太康元年撤销蕲春郡,将蕲春郡原辖之寻阳、蕲春、邾县改属武昌郡。次年,再将西陵、蕲春、邾县改属豫州弋阳郡。

  西晋至东晋前期,邾城仍是邾县县城,但军事地位有所下降,主要表现在驻军减少。

  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少数民族趁西晋“八王之乱”,入主中原,战伐不休,烽火不止,导致西晋朝廷覆灭。司马睿在王导等世家大族拥戴下,建立东晋王朝。“五胡”之一的羯人后赵在蹂躏北方的同时,铁骑直达大别山北麓,随时准备饮马长江,东晋对于如何防御后赵进攻,多有主张。

  都督八州军事、荆、江二州刺史的东晋名将陶侃驻武昌(今鄂州市),与邾城对岸,他的僚佐们纷纷主张循陆逊城邾旧事,增加江北邾城的兵力,以利镇守捍御。但陶侃反对驻军邾城,他对众人之议“每不答,而言者不已,侃乃渡水猎”,与诸将佐察看形势。陶侃为之分析说:我们设险防御的根本,就是长江。邾城却隔在长江北岸,城内没有依靠,城外连接着西阳蛮,五水西阳蛮部落中有很多财富,而晋人却贪财好利,这样以来,夷人难以应付,肯定要招诱石赵军队入侵。这是招来灾祸的办法,而不是来防御敌人的。并且,东吴时候驻守此城的就有三万兵,如今即使有足够的军队来防守,也对江南无益;如果羯族有机可乘,邾城也不会成为出兵的基地。

  由于陶侃坚持已见,虽然邾城近在咫尺,但在陶侃镇守武昌的时候,东晋朝廷一直没有在邾城驻兵防守。

  陶侃为什么能针对邾城发表如此宏论,须先了解陶侃的身世。

  陶侃(259~334),字士行(或作士衡),晋朝庐江寻阳(今黄梅西南)人。其父陶丹是东吴扬武将军,封柴桑侯,西晋灭吴,将吴国部分豪族旧将北迁,陶家徙居并落籍寻阳。《晋书·陶侃传》对此讲得很明白:“陶侃字士行,本鄱阳人也。吴平,徙家庐江之寻阳。”晋之庐江郡寻阳县域,在今之黄梅、武穴一带,寻阳县治所在今黄梅县西南。1989年版《湖北省志·人物志稿》也肯定陶侃是“庐江寻阳(今黄梅西南)人”。

  陶侃“少长勤整,自强不息”,年青时曾任寻阳县鱼梁吏,寻阳县主簿。中年任武冈县令。西晋太安二年(303年),协助刘弘镇压义阳蛮张昌起义,因军功为江夏太守,又率军平陈敏反叛。光熙元年(306年),他因母病故去职,回寻阳家中守丧,丧期满后,朝廷以他为参军,督护江州诸军事,又任扬武将军,屯夏口。华轶兵败,他升龙骧将军、武昌太守。

  西晋覆亡,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等拥戴下,割据江东,建立东晋政权,加陶侃为奋威将军,永嘉五年(311年),陶侃与周访联合平定杜弢反叛,对东晋司马睿割据江东发挥重要作用。任广州刺史,平越中郎将,任上多政绩,陶侃运砖典故发生于此时。太宁三年(325年),王敦之乱平定后,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四州军事,任荆州刺史。荆州他治理下,“自江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,路不拾遗”。 陶侃惜阴成语产生于此时。咸和三年(328年),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,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“盟主”,平定叛乱,保证了江南七十余年安定局面,他因功升为太尉、都督七州军事,封长沙郡公,仍驻荆州。咸和五年(330年),夺得江州,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和中游。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、荆、江二州刺史,其权势之煊赫,在东晋一朝屈指可数。 咸和九年(334年),陶侃病逝。

  陶侃的邾城防守之论,具有非凡战略眼光,“我所以设险而御寇,正以长江耳。邾城在江北,内无所倚,外接群夷。夷中利深,晋人贪利,夷不堪命,必引寇虏,乃致祸之由,非御寇也。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,今纵有兵守之,亦无益于江南。若羯虏有可乘之会,此又非所资也”之语,点明了邾城在东晋时期所处形势已与东吴时期不可同日而语。这两个时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,一是军事对手发生变化,东吴的对手是曹魏,东晋的敌人是羯人后赵。二是政治地位发生变化,东吴的国都长期在武昌,与邾城隔江相对,东吴必须全力守卫江北邾城,才能确保江南武昌平安,而东晋时武昌的政治地位没有东吴时那么重要。三是军事“地利”发生变化。邾城在江北,对手自大别山南下后,邾城因长江阻隔,不便撤退,无所依靠,在军事上是一死地,在武昌政治地位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,邾城无须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。四是邾县境内的五水蛮(即陶侃所说的“群夷”)势力急剧扩大,后赵铁骑越过大别山,东晋地方政权几乎失去了对大别山区的控制,群聚山区的五水蛮勃然兴起,地域迅速扩展,力量迅速扩充,影响迅速扩大,不仅不能帮助东晋,还成为东晋之患。《魏书•蛮传》对此记载道:“(蛮)在江淮之间,依托险阻,部落滋蔓,布于数州。东连寿春,西通上洛,北接汝、颍,往往有焉。其(蛮)于魏氏之时,不甚为患,至晋之末,稍以繁昌,渐为寇暴矣。自刘石乱后,诸蛮无所忌惮,故其族类,渐得北迁。陆浑以南,满于山谷。”

  后人对陶侃的远见卓识多持肯定态度,如清初学者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就说:

  及东晋之初,而邾城为蛮左所据。陶侃镇武昌,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,宜分兵镇之。侃乃曰:我所以设险守御,正以长江耳。邾城隔在江北,内无所倚,外接群夷,若制驭失宜,必引敌入寇。且吴时戍此城,用三万兵,今纵有兵守,亦何益于江南?后庾亮以毛宝等守之,果败殁于石赵。说者曰:时有难易,势有缓急,非可概论也。

  叶氏曰:孙氏以江北守江,而不以江南守江,故邾城之置戍切。真氏曰:蕲、舒、黄三州之北,有大山绵亘八百里,俗呼为西山。邾城在山之南,东晋时,密迫群夷,所以不可置戍,与今不同也。

  (史智鹏 撰写)


责任编辑:秦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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